王兰，女，1945年生，中国康复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主任医师。特奥运动员健康计划志愿者医生。

       我叫王兰，是中国康复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主任医师，2009年就退休了。我是1952年上的小学。初中上的是丰盛胡同的第九女子中学，高中是第六女子中学。的前身。北大化学系没考上，我就考到了北京第二医学院，那是一所负责北京地区医疗的市属医学院。我是1964年上的大学——北京第二医学院。1970年7月，我毕业分配到通州一个结核病研究所。 后来，我就调到了中国康复中心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做残疾人工作，接触残疾人比较多。

       2003年，国际特奥会在爱尔兰都柏林举办一个大型的夏季运动会，运动会上要举办一个培训班，邀请中国派医生参加。当时，康复医院的领导通知我去参加，中国派出十个人参加了培训，我参加的是趣味健身项目。趣味健身就是给运动员做身体方面的全面检查。因为运动与肌肉的能力、肌肉的柔韧性、平衡能力、心肺功能等指标有关，我们主要给运动员做这方面的检查，通过检查来发现运动员的身体情况，然后再告诉运动员该如何进行康复，从而改善他们目前的状态，这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和意义。当然，特奥健康计划有很多项目，现在有八个项目，趣味健身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项目就是从2003年我去爱尔兰培训回来后，在国内逐渐开展起来的。

       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做趣味健身项目。我在爱尔兰学习的时候，看到美国特奥健康计划有很多年长的医生，他们都是世界上著名的眼科、口腔科、耳鼻喉科大夫。他们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都特别有耐心，而且对智障孩子关爱有加。他们对智障的孩子们是那么精心、细心、耐心，给我的教育挺大，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还蹲下来，跟孩子特别耐心地沟通和检查。有些智障孩子不理解我们说话的意思，即使如此，这些医生都特别耐心地做解释。与我作为一名母亲对我孩子的态度相比，我觉得他们做得更棒，更好！

       作为医生，我觉得特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为智障孩子服务的平台。我们通过健康计划项目，给运动员增加一些生活能力方面的知识。比如，脚的趾甲该怎么剪才不会出现嵌甲症。嵌甲症就是趾甲长到肉里了。医生就告诉运动员：应该平剪，不要两边剪得太狠，这样趾甲才不会长到肉里去。趾甲一旦长到肉里是很痛苦的，严重了要做手术。

       医生就是从微小的细节来给运动员增加知识。另外，还根据运动员脚的肥瘦来告诉运动员该怎么穿鞋，穿什么袜子，怎么洗脚，怎么把脚擦干净等基本知识。

       再比如，口腔科的医生会拿着牙宝宝给孩子们演示正规的刷牙过程，告诉他们一个一个顺着牙齿，把每个牙缝都刷好，要刷三分钟……但是，以前我们从来没关心过这些知识，也没教育过任何人。当然，现在国家对这方面的工作也开始进行关注了。

       特奥健康项目的开展，可以帮助运动员更好地运动，提高了他们的健康能力。同时，对我而言，也提高了我的知识。1996年，我还参加了远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参加了残疾人体育分级工作。后来，我成为残奥会分级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也是残疾人射击协会的国际分级师。在国际上参与这些工作的同时，我也参与国内残疾人的体育分级工作。现在，我主要对各个项目进行指导。

       我的家属和单位的领导都非常支持我的志愿服务工作。单位的同事。只要有特奥活动，只要我把工作安排好，没有人阻拦过我，这就是最大的支持。属也一样，特别支持，只要特奥有活动，我就去了。让我最纠结的一次是2016年，我的老伴儿刚诊断直肠癌两天，我就要去蒙古讲座。哎哟，当时我非常纠结。他的病刚被查出来，还没住院呢！刚确诊，马上就要住院，住院当天我就要走了。去蒙古国，出国。因为我是东亚地区趣味健身项目的主管，之前，曾经到华盛顿总部培训过。作为这个项目的主管，我要在东亚地区发挥相关作用。所以，我就很纠结，但还是得去。最后，把家人安排好以后，我就去了。同行的总部的人、特奥东亚区领导都对我特别关心。几天后，因为要确定治疗方案，我必须得在场。原本打算提前一天回国，结果老天爷不作美，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雪，停飞。我们住的地方到机场也很远，还下着大雪。到飞机场去了一趟，又返回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位蒙古的特奥家长特别好，开着自己家的车送我去的。人家第二天又去送我们。我觉得这些家长们是真好！他们特别特别淳朴，没有什么利益、心计。所以，我觉得跟他们交往，挺让我感动的。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做筛查，有个孩子智障程度很重，他可以说是不配合，家长拿他也没办法。因为他特别恐惧，我们都不能碰他。说想跟他一块儿玩玩儿，想看看他的手有什么问题，都不行。他特别恐惧，不配合。我想这种孩子对于家长来说挺难的，因为他还“啪啪”地打爸爸妈妈。像这样的孩子，家长和我们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我当时心里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帮助这样的孩子恢复正常生活呢？这个事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现在的科学技术对这群人来说还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也要在社会上生存，生存难度要比我们正常人难得多。要是慢慢给他做工作，跟他一块儿玩玩儿，可能会好一点。所以，我说我们的特教工作者，智障孩子的家长，是很伟大的，他们能耐心对待这些孩子，让他们慢慢成长，真的是很伟大！所以，我认为，只要是我能做的事情，我都会尽力去做。参加特奥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智障孩子的家长是最辛苦的。特奥会有一个家长联络网，我觉得这是对智障孩子的家长最大的关怀。只有家长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孩子，孩子们才能健康地发展。所以，我特别欣赏这些智障孩子的家长们。他们特别关注孩子们，特别有耐心。

       我们国家目前开始通过具体的工作去改善孩子们的一点一滴，而不是只停留在检查上，也不是把智障孩子的问题拿回家里去解决，这一点很好。我最近去了一趟广州，对番禺的一个特教学校开展健康筛查。这个项目主要是通过老师和特奥运动员一起踢足球，进行测试，看看运动能对他们有多大帮助。体育老师和特奥科研工作者开展了一些具体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它做到实事上了。学校老师和孩子们在一块儿踢球，不仅能改善孩子们的心情而且对他们体质提高也会有帮助。此外，老师和孩子一块儿运动，他们之间关系就会更为融洽。所以，这种做法是一个进步。

       当然，我们的研究人员应该探索更好的应对方法。以前，我给国内很多家长做过健康方面的讲座，比如智障的遗传因素，如何对智障的孩子进行康复，怎么能够预防智障的出现等科普知识等。但是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从我们国家刚开始搞特奥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智障孩子们在慢慢长大，很多问题也逐渐提到日程上来了。比如他们成年了，就会涉及性的问题，因为他们也是人嘛，家长们就会很无奈。所以，我们的研究人员应该研究更好的应对方法。

       特奥运动是参与性质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做了我能做的事情。比如，咱们国家每年都有国家级的特奥比赛。上海、福州、陕西等地都举办过这类赛事，我都参加了。同时，有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也会邀请我过去参与特奥活动。

       特奥运动本身就是社会对智障人士的一种关怀。咱们逐渐在推进这项工作，为智障人士服务。人们总把医生比作天使，做特奥工作，面对智障人士，我们更应该是天使，应该用天使般的心来关爱他们。通过参加特奥活动，我的收获也不小。我都七十多岁了，力量有限，我就把我身边的大夫或者是其他有能力的人都推荐来做特奥，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把特奥健康计划开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