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乃尧,男,1944年出生。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口腔科原主任,主任医师,特奥运动员健康计划志愿者医生,国际特奥会HA—SOSS区域临床顾问,中国特奥会特邀讲师。
我家是北京的。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崇文区雷家胡同。1953年,我父亲把我们全家从雷家胡同搬到海淀101中。因为我们在雷家胡同住的时候,我爸爸在和平门师大附中工作。后来,我父亲就被101中学选调过去了。我们家也从崇文门搬到101中学了。
我中学是在101中学就读的。101中学毕业以后,我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 我参军除了有保送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作为长子,希望替父母分担责任。我父亲母亲虽然都在101中学工作,但都是一般的教育工作者,那时候我奶奶还在世,父母的工资要供养我们一家八口人。所以,我要替父母分担责任,如果我到部队去,全部都是免费的,可以给家里减轻一点经济压力,这种思想在不由自主地影响着我。
在第四军医大学读书期间,我利用寒暑假组织回家探亲的同学们参加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读大学的时候,只有寒暑假能回来,平时回不来。那时候坐火车到北京,要坐十多个小时。我们就在从西安到北京的火车上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卫生,为旅客打水,在春节期间到动物园帮助工作人员卖元霄,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餐厅为北京春节环城赛工作人员端菜、送饭。此外,我们在学校还组织参加慰问老教授活动。
我毕业以后到了南京军区,后来又被分到了浙江舟山,它位于定海县。我从1968年到那儿一直呆到1987年转业。转业之前,我除了在海边防医院完成部队医疗任务,还经常去农村、去海岛为农民和渔民进行防病治病巡回医疗。1967年3月19日 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个决定又简称为“三支两军”,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这个决定发出后,我曾参加过地方公社和县里的社教运动,还参加过培养“赤脚医生”的教学工作……细想起来,这些和特奥志愿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这些阅历不仅充实了我的人生经历,也为后来的岁月奠定了基础。
1987年,我到北京以后,就到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工作。在特奥健康计划项目里主要负责口腔项目。2001年12月份,在西安召开第三届全国特奥会前夕,我们国家决定开展特奥健康计划,国际特奥会对此非常重视。当时的国际特奥会东亚区主席荣德根先生和美国一家医学院院长马克先生一起在北京讨论此事。他们已经物色王兰主任负责趣味健身项目,所谓趣味健身,就是检查运动员的脊柱、四肢、肌肉的张力、活动能力、活动度等。王兰主任跟特奥会负责人推荐了我,说我个人条件不错。经过中国特奥会和国际特奥会的沟通,很快就通知我去参加面试。荣德根先生和马克先生一起在残联机关对我进行了面试。很快我们就达成了共识。他们告诉我一个月之内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参加培训。
培训回来,大概在2002年6月份左右,中国特奥会专门派我到西安。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在特奥会上开展特奥健康计划项目,国际特奥会、中国特奥会和陕西省都非常重视。2002年9月8日至13日,第三届中国特奥运动会在西安举办,时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以及民政部部长阎明复都参加这次全国特奥会。国际特奥会和国际特奥会东亚区也都来人参加了本次特奥会。活动进展得非常顺利。国际特奥会、中国特奥会还有陕西省对我们取得的成绩很满意。结束的时候,马克先生代表国际特奥会给我发了一个水晶奖杯作为鼓励,奖杯上还刻有我的名字。通过这次实践,我们掌握了特奥健康计划的整个流程,我也从实践中得到了锻炼。
自从第一次参加特奥健康计划项目之后,我就知道,既然开了这个头了,肯定以后还要为此付出更多。从那以后,有关特奥活动只要能参加,我都去参加,从2002年算起到现在,我参加特奥志愿活动已经有十五个年头了。特奥健康计划这几年发展很快,已经逐步跟国际接轨。
中国举办的几次大型的全国特奥会健康计划我基本都参加了。平常各省举办的一些单项比赛我也去参加,比如田径比赛、球类比赛等。球类又分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各种比赛,这些比赛一般都选择在全国不同的城市举办。有的比赛是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残联的体育培训中心位于顺义区,条件非常好,在那儿开展过全国田径比赛、游泳比赛、举重比赛等项目。此外,我在青岛、大连、西安、长沙、武汉、西宁、成都、嘉兴、秦皇岛、福州、温州、上海、南京、黄山、彭山、九江以及蒙古乌兰巴托等三十多个地方参加过特奥会的健康项目,有的地方还不止去过一次。比如我去过温州两次,其中一次是参加温州医学院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培训中心成立大会挂牌仪式,跟着残联领导和国际特奥会东亚区官员一块儿去的。再如西安、成都、福建等地都不止去过一次。
我每到一个地方,特别在一些新开展特奥运动的地方,首先要对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特奥会的意义,健康项目的意义,志愿者的工作流程,需要准备的物品,以及在检查中与智障运动员相处的注意事项,包括怎么从心理上、感情上给他们以关心和关爱。让志愿者明白如何做才能让特奥运动员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各地培育了一批特奥医务志愿者,他们都是特奥健康项目的医疗骨干。这为今后整个特奥健康项目的发展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对于一些常规的特奥比赛,我们培训的当地的医务志愿者完全可以独立地在当地组织和开展工作,这样就不用从北京调志愿者过去了,节省了成本。
在这几年中,我除了参加特奥运动会健康项目以外,还到各个培智学校去讲课,讲课的对象既包括培智学校的老师,也包括智障孩子及他们的家长。此外,我还参加中国残联在暑假里举办的全国特奥日活动,也可以说是智障孩子的夏令营,我不仅给这些孩子们讲课,而且在讲完课后给他们体检,这些活动受到家长的热烈欢迎。
有些孩子的自闭症的状况非常严重,家长有时候都控制不住他们。有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爸爸妈妈跟我们讲了孩子的整个治疗过程,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父母花了很多钱想尽办法带着孩子到美国看病,找了不少专家,但最后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和好的治疗效果。这个孩子属于躁动型,就是安静不下来。有一次,他去参加特奥活动,如果按照我们常规的流程让他接受检查,他肯定不会适应。常规的检查是进来以后先到第一站登记,然后到第二站检查,先张嘴,然后医生拿手电去检查口腔……针对他这种状况,我们就商量好从他的兴趣出发来打破原来的检查流程,破例一次。我们先把他带到卫生宣教那里,那里有卡通娃娃,这些卡通娃娃不管在哪儿都很受运动员和家长的欢迎,我们就先通过卡通娃娃把他的兴趣搞起来,趁他正高兴的时候,在他张嘴的短暂的瞬间对他进行检查。那天还真不错,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给他顺利地检查了。像这样的自闭症的儿童,不能强硬去给他进行检查。在我们设计的筛查表里,明确规定如果运动员坚决拒绝检查,不能强迫,只能停止检查。
我个人感觉参加特奥会的收获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本身这是一件积德行善的事情,我把对智障孩子的关爱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献给了他们。在跟智障孩子和家长的接触过程中,我确实挺受教育,挺受感动。虽然现在国家对于这个群体非常重视,政策上给予许多优惠,比如特奥运动员和家长参加特奥会活动全都是免费等,但是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智障孩子,确实是挺大的精神负担。倒不是说没有条件去养活他们,家长担心的是,等他们老了以后孩子如何在社会上生存。很多父母为了给孩子治病,甚至把钱都花光了也心甘情愿,这种心情确实挺令人同情的。第二, 我通过参加特奥会志愿者工作结交了朋友。不管是国际培训时认识的也好,还是在国内开会时认识的各国的医生志愿者也好,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欢乐。特别是在几次大规模的特奥活动结束之后,我们都要举办很放松的Party,庆祝胜利,庆祝成功。他们在圣诞节还给我寄贺年卡,我们的关系从工作中的战友变成了朋友。这也是一笔精神财富,也是一种收获。第三,参加特奥活动使我的生活更充实,更丰富了。我今年七十五岁,已经退休十年。上次中国特奥会的领导跟我开玩笑说:“只要你能走得动,能盯得住,希望你一直参加我们的特奥活动。”我说:“我也有这个愿望,跟你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况且有你们一路相照。”他们很照顾我,平常的买票订票都不用我操心,到现场以后我们一起工作,很多体力活他们都抢着去干,不管是年轻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大家一起干,一起完成任务,一起去分享劳动后的快乐,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收获。正是这种力量,支持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参加这项活动。
在参加特奥活动过程中。困惑我的事情也有。一是特奥健康计划仅仅是为智障运动员提供在训练以及在比赛当中的医疗保障,平时的体检和治疗还没有落实。在对特奥运动员的健康筛查中,我们会发现一些疾病。有些措施会很快见到成效,比如有视力障碍的运动员,我们会在检查结束之后给他们配副眼镜,或者配个太阳镜。但是有些运动员所患的疾病是必须要到医院治疗才行的,比如有的智障孩子的龋坏率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们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进行口腔卫生保健。但在目前,当我们检查出这类疾病后,只能告诉家长到哪个医院去做治疗,告诉他们如何让孩子去保护牙齿。可是,这种病人到医院治疗配合难度比较大,更不用说花费了,所以,他们的疾病不一定能够得到彻底治疗。最后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我们检查出的病人只能拿到一张体检通知书,我们让家长拿着体检通知单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治疗。但是他们是否带孩子到医院,孩子能否配合医生治疗,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智障孩子的家长也和我们有一样的感受。二是各个地方对特奥的认识有差异,包括对特奥的重要性的认识,对智障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认识等差异。总体来讲,东部沿海城市,大城市的人对特奥的认识和了解多一些,培智学校的实施、环境和条件也要好一些。偏远的地区相对差一点。当然有些地方也不算是太偏僻,但对特奥的认识和了解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