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女，1967年生。北京市海淀区培智学校校长

       我小学学习挺好的。现在想起来，我小学可能是一个多动的孩子。我现在搞特殊教育，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都有了解，我就老给自己贴标签。在我印象中，小学的时候老师总说我不守纪律，做小动作，还爱说话。我爸比较大岁数生的我，对我很宝贝。开完家长会，他回来说老师批评我不守纪律。但我爸问老师我学习怎么样，老师只要说学习好，那我犯的那些错就过去了，没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家庭给了我一个很宽松的环境。

       现在我搞特殊教育，我知道多动的孩子跟老师不理解孩子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上课举手发言，老师说你要会你就举手，你举手，我才叫你。当时我肯定是特别爱表现自己，而且我又会，所以我就举手。但是老师不一定就会叫我，那么多人举手，老师怎么会都叫得到。老师可能会叫那些不举手的孩子，或者叫一些他认为不太会的孩子，然后我就“咣咣”的使劲在那敲桌子，老师就认为我不守纪律，在捣乱。既然老师说会了就举手，孩子要表现就举手了，并没有直接冲撞规则，他就是要表达而已，就被认为捣乱。

       多动的孩子，他就是爱动而已，甚至还很聪明，他们的创造性特强，联系能力很棒，就是本体感不足。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有的孩子来说，他手里必须捏着一个东西，他的注意力才能集中。你现在能听我说话，是因为注意力知道我在说话，你知道你自己在哪儿，你能把注意给我，即使你现在不动，你也知道你脚在哪，你屁股在哪。但是小孩，特别是多动的孩子，他动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身体在哪儿。现在一些孩子都有这么一个毛病，在做事情的时候要颤抖着，或者要捏着一个东西——其实这不是分散精力，反而是在集中注意力。如果他不动了，其实他的神儿是飘着的。

       我爸爸喜欢女孩当老师，就让我去当老师了。正好海淀区、朝阳区都在招老师，为了家长心愿，自己的抗争精神也没现在的年轻人那么大，就去当老师了。想着如果一两年后，不想干了，也可以去干自己爱干的事，就这样一脚踏进了教师这个队伍。

       我不是师范出来的，需要前期培训，半年培训之后，我们被分到学校已经11月份了。学校9月份开学，老师早早的都已经到位了。等我们11月份再来的时候，就是多的人，为以后储备的。学校就让我去学校里的辅读班了。辅读班就是给智障孩子开的班，那个班需要老师，老师不足。我就去了那里，开始接触特殊儿童了。那时还没有特殊教育学校。我从第一天当老师开始，接触的就是智障孩子。其实，我并不是想持续地当老师，后来真的是孩子和家长感动了我，留下了我。一辈子我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

       有很多事感动了我。我11月份才进学校，没多久就放寒假了，就在家里歇着。突然有一天，北京还下着大雪，有一个小孩敲我们家门——白白胖胖的，手里还提溜着水果。我不记得他是拿了俩苹果，还是一个苹果一个梨了，就嘿嘿嘿傻笑着看着我。我当时特惊讶，因为是我的学生嘛，我知道他们家住得挺远的。我们家在阳光店军博这边，他们家在中关村那边。现在觉得很近，但是那时候只有一条路，也只有一趟车。我也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们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家住哪。他就跟从天而降似的，对着我呵呵笑着，看着我。他进来后，在屋里转了一圈，看着我高兴，不一会儿就走了。可以读懂他的人就特别感动，他是放假了见不着老师，在家里也没什么人跟他玩，在学校还有同学老师跟他玩会儿，回家就只能憋着了。他知道过年要走亲访友，他就转悠着看老师来了，我特感动。

       接触了智障孩子一两年多，我特理解他们，包括家长。后来其他家长也跟我交流了很多，他们生完这些孩子，有多么不容易。你的出现就像他们大救星似的，能得到这种特真挚的崇拜感，家长发自内心地感谢你，孩子也是发自内心地喜欢你，就会有很多职业自豪感，我觉得是赢得了社会赞誉吧。最后，我感到做老师也挺好的，能帮助他们。

       那时候培智教育在我们这里是刚刚起步，走的每一步都是困难。比如说没有教材。开始教的是普通学校的教材，不会也使劲教。5以内的加减法，我可能教了四五年，孩子还是学不会，我跟孩子发脾气。孩子写不出来字儿，我也着急。像平常在黑板上画一个三角形或画一个角，学生根本不明白，就需要用东西——例如纸壳，剪出一个能动的角，让他们去摸，去感受这是一个角。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做感知课。特殊教育给我的感觉是，我们不怕困难，因为我们所有的目的就是在解决困难，读懂孩子。

       从1988年到1994年教过一轮后，我觉得我们在浪费青春，教的东西，他们永远学不会，或者是进入社会后一点用都没有。课程需要改革，需要研究一套适合他们的课程。1994年，我们了解到美国智力残疾协会（AAMR）每年都会公布残疾的定义，我们就从它的定义里发展出来了一套功能性课程的量表。

       我们不教纯属知识类的东西，转化成功能性质的内容，例如教他买票乘坐地铁，数学是运用在生活当中的。首先孩子上课的时候不乱跑乱闹了，因为他听得懂老师在讲什么了，这些课程更多在于操作，更加有趣，更有吸引力。我们做活动性课程的时候，孩子都能参与。他会的东西多了，智能也开发出来了，所以效果特好。没到一轮，全国都开始学习我们的课程了。那时候特教也开始在各地发展起来，大家都互相学习，一下发现我们这个思路是对的，就应该这么改，后来全国很多的地方就开始做我们的这种个别化教育。现在北京市，甚至全国都在做个别教育计划。

       这一路走来，我做了很多改革，认真进行了很多研究——既然你想教育他们，想把特教当成一个职业，就不能被人看不起！很多人特别容易把你当成看傻孩子的——你们没什么本事，你们教不了知识，就只能看傻孩子，就这样被歧视了。后来我想，我必须有专业，我必须要能做康复，必须让大家看到我们有专业的力量，所以一路做科研，做课程改革，做康复，就这样一下子在全国就有名了，我也是全国智力障碍协会的主任。

       到现在，我在特教这个圈子里工作时间是最长的。全国在内，一定没有比我工作时间长的。刚来的时候，都是退休的老太太、老教师在做，我是最年轻的。到了专业的特教学校之后，我也是年轻的。那些老教师早就退休了，我一直持续地在做，坚持时间也是最长的。

       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我这一辈子就认真完成了这么一个使命，可以说是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忘初心，从我进到特殊教育，就留下了我的初心，为这些孩子造福，让这些苦难的孩子有幸福感和尊严。30年以后，干的仍然是这个事儿；不辱使命呢，我觉得老天爷塑造我，就是为一大事来，就是培智教育。中国的培智教育从无到有，我付出了。从无到有的阶段我赶上了，我推动了，我发展了，这就是我的使命，这个事情也是极其有意义的。